蒋冬梅1 黎友焕2
(1.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北京 100872;2.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广州 510610)
摘要:为了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明确产品质量责任,我国于2000年7月对《产品质量法》进行了修订,其立法体例及其修改是一种创新与进步。然而经过几年的实施,在监督权力行使和防止权力滥用等方面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也逐渐显露,新产品质量法过分注重政府的监督职能,而忽视了市场自身的调节作用,在发挥政府和市场二者的作用上略显失衡。本文将从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视角对现行产品质量法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 产品质量法 产品责任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Law of Product Quality on the Idea of CSR
Jiang Dongmei1 Li Youhuan2
( 1.School of Law,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2.Guang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Guangzhou 510610)
Abstract: Although in 2000 the law of products quality in China was revised,the revision brought forth new ideas in many aspects,but the new law on Products liability still has shortcomings and needs further perfecting.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relevant legislation suggestions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idea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Keyword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law of product quality; product liability
近年来,我国有关产品质量的问题日益严重,给消费者造成了人身、财产和精神三方面的严重损害。随着消费者和公众对生产、销售等企业活动的不断关注,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日益激烈。在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指导下,加快完善我国产品质量法,对于规范企业活动、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等具有积极意义。
一、我国现行产品质量法存在的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于2000年作了新的修订,虽然此次修改有很大创新,但是近年来随着形势的变化,一些缺陷和不足逐渐显露出来,不仅不能充分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且难以对违法企业实行惩处并起到威慑作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淡薄,产品质量问题不容乐观。具体来说,现行《产品质量法》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产品概念的外延狭窄。《产品质量法》第2 条对“产品”作了明确规定:“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首先,该定义用产品定义产品,不符合逻辑规则,属于循环定义,对“加工、制作、销售”也未做出具体解释,理解和使用时易产生歧义。其次,与发达国家和有关国际组织的产品责任法所称的产品相比,我国产品的范围过窄。例如,对于煤气、石油气、热能等易给广大消费者造成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无形产品,我国产品质量法并无明确规定。再者,我国认为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物品才能成为产品,则意味着非为销售而加工制作的物品将不被视为产品。而目前,经营者为商业目的将产品投放市场并不局限于销售,产品最终进入消费领域的方式呈多样化,例如,有时企业出于营销目的而将商品以无偿赠送、免费试用、出租或以对员工福利等形式交给消费者或使用者,消费者因使用这些形式的商品造成损害时,仅仅因产品未“用于销售”而不能适用产品质量法维护自身权益,从而免除经营者本应承担的产品侵权责任,显然不合情理,也不符合立法意图。
(二)产品缺陷认定标准不合理。我国在认定产品缺陷时采用的是不合理危险标准和生产标准二者的结合, 且以不符合生产标准为优先适用。很明显,在实践中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生产者生产的产品符合了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但又存在着不合理的危险,这种情况下产品是否存在缺陷? 另一方面,符合标准的产品,如果给消费者和使用者造成人身和财产损害,生产者是否应该为此承担责任?以“是否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作为有无“缺陷”的立法依据,显然对消费者是不公平的。并且,在我国这些标准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有些专业标准就是委托生产商制订的,生产商拥有很大的发言权,他们往往通过对标准的制定和修改过程施加影响以减轻自身责任,如此制定出来的标准明显不利于消费者。另外,随着科技的发展,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制定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不能完全地代表该行业的最新发展情况,因此以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作为缺陷产品的优先适用标准具有一定不合理性。
(三)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不合理。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是指生产者、销售者就产品缺陷所造成的他人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情况下,根据何种标准和原则确定其民事责任,它在整个产品责任法中居重要地位,是解决产品责任问题的理论依据。[1]我国对生产者采取严格责任原则,而对销售者通常实行过失责任原则,这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在实际中,与消费者相比,销售者无论从产品性能的了解还是从进货渠道的判断上,都有明显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让消费者承担购买伪劣商品的风险是不公平的。另外从举证角度看,受害者很难证明是销售者的过错还是产品存在缺陷,销售者完全可以通过把责任推给生产者而免责。[2]因此,对销售者采取过错责任显然不足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四)产品责任损害赔偿制度范围狭窄。目前,我国产品责任损害赔偿的规定主要集中在《产品质量法》第44 条,根据该条的规定,产品责任损害赔偿的范围主要包括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两个方面。该条没有规定对精神损害进行赔偿,也没有规定对“恶意”的产品侵权行为进行惩罚性损害赔偿,这造成了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不充分,对违法生产者、销售者惩罚力度过低的结果。这些立法上的欠缺导致由于不能有效地制约生产者和销售者生产、销售缺陷产品的行为,使产品质量问题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消费者也会由于投诉成本相对过高,赔偿额的相对过低而不愿通过诉讼解决问题。[3]根据2001 年3 月10 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的规定,自然人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但是该条并未对精神赔偿的具体涵义、赔偿范围等做出明确的可操作性规定,致使司法实践中对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有较大的随意性。同时,我国的《产品质量法》未对赔偿限额做出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产品责任案件的赔偿数额显得过低,既无法充分保障受害者的权益,也无法使加害者受到应有的惩罚。
二、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对完善产品质量法的重要性
黎友焕(2007)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在某特定社会发展时期,企业对其利益相关者应该承担的经济、法规、伦理、自愿性慈善以及其他相关的责任。经济责任和法规责任是企业必须承担的最基本的社会责任,经济责任是企业的目标,法规责任是企业必须承担的社会义务;伦理责任是除经济、法规责任之外的受社会伦理道德约束的社会责任;自愿性慈善责任是包涵于伦理责任,但也要特别明确其自愿性,主要是指即使是企业不作为也不会受到社会理论道德谴责的那些慈善行为。[4]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不断发展和深化,意味着当今世界范围内正在兴起的一种新的企业运作哲学,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责任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及各社会团体的广泛关注。[5]随着我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倡导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对于完善我国产品质量法具有重要意义。
(一)促进我国立法与国际接轨。目前,由于消费者和公众的压力,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很多欧美跨国公司都制定了各自的社会责任守则,同时,各国政府也加快制定了相关政策规定。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就发起了“服装行业伙伴计划”, 稍后成立了公平劳工协会;其后英国政府支持成立了“道德贸易行动”;加拿大政府也制定了本国公司开展全球业务的守则。[6] 2004年5月1日,美国、欧洲一些国家开始强制推行社会责任SA8000( 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 )标准认证,推进了全球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发展。[7]与国外产品责任法相比,我国产品质量法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例如,在缺陷产品召回、惩罚性措施和精神损害赔偿等方面我国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而这些作为企业的基本社会责任,在各国的产品责任立法中都有所体现。因此,关注国外立法并加以借鉴,在企业社会责任理念指导下不断完善我国产品质量立法,有利于我国立法与国际接轨,也是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然要求。
(二)解决我国产品质量法现存问题。从我国近些年的社会现状来看 ,产品质量问题比较严重,尤其是存在着一些假冒伪劣产品,例如假奶粉事件,毒米事件等,给我国一些消费者造成了人身、财产和精神三方面的严重损害。尽管新修订的《产品质量法》强化和规范了政府的产品质量监督职责,赋予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必要的行政执法手段,但与国外产品责任法相比,仍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特别是缺少有关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立法,一方面难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无法促使企业加强和改善管理,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
企业社会责任代表着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对社会所承担的法律职责和应尽的道德义务,其中企业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是企业基本的社会责任。企业的这种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对自己向消费者提供的产品质量或服务质量承担责任,履行对消费者的在产品质量或服务质量方面的承诺,不得欺诈消费者和谋取暴利。同时要求企业在产品质量或服务质量方面接受政府和公众监督。[8]在产品质量法中引入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可以进一步地明确企业在产品质量方面所承担的责任,规范企业的生产、销售等活动,这无疑是促使企业履行产品质量责任的一个重要保证,也是完善我国产品质量法的一大创新。
(三)完善我国产品质量标准体系。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不断增长,近来发生了多起关于我国产品质量问题的贸易纠纷,严重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的形象。例如玩具油漆铅含量超标事件,美国要求召回我国96.7万件玩具产品,此类争端有些确是由于我国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但更多的是我国有关产品标准与国外标准存在差异所造成的。与国外标准相比,国内一些产品标准明显老化,已不适应新的国际贸易要求,因此,必须尽快与修改我国的产品质量标准。其次,近来的多起产品质量事件引起民众对我国产品质量的质疑,甚至对一些产品产生恐慌。对此,完善我国产品质量法不仅是规范企业生产的现实要求,也是稳定我国市场经济的必要举措。只有尽快地从立法上对我国企业生产等活动进行规范,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产品质量问题事件的发生,真正地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三、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对产品质量法的修改
我国《产品质量法》并没有就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但从产品质量法的社会作用分析,它体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精神,可以说产品质量法是从立法的角度将企业社会责任具体化,明确规定了企业在生产、销售产品的法律义务。在我国《产品质量法》中有些条款还是涉及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精神和部分内容,例如,我国《产品质量法》明确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作为立法宗旨规定于第一条中;第十三条规定“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工业产品,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第四十二条规定“由于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等等,这些均是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作出的相关规定。为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理念,针对目前我国《产品质量法》 的不足和缺陷,笔者就修改完善我国《产品质量法》 提出几点建议:
(一)完善产品的概念,扩大产品的范围。建议对“产品”采用概括和列举方式定义。在概括中体现“产品”的本质特征:“产品”是指“具有使用价值的、为流通市场而生产的动产”。这种概括具有弹性和较广的涵盖面,可以防止有些企业逃避自身的产品责任,扩大产品质量法对企业的规范作用。例如,通过试用、买一送一、买大送小等方式无偿赠送给消费者的产品也应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产品。虽然这些产品未进行销售,但这些活动就是为了促进销售,从而也使企业获得利润,因此作为企业生产的产品,企业也不可逃避地要为这些产品的质量负责,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同时,由于无形产品导致的责任事故常常出现,而对此类案件的法律适用又难以确定。因此,建议将诸如煤气、石油气、热等无形产品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为产品质量法中的“产品”。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来看,企业生产无形产品获得利润,也要对消费者、对社会履行提供合格产品的社会责任。
(二)进一步完善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企业以生产销售产品为其获得利润的方式,同时必须为消费者提供具有价值并且对消费者没有损害的产品,因此从理论上讲,对于给消费者产生伤害的产品都应该视为“缺陷产品”。目前,采取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虽然不能全面地认定缺陷产品,但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直观地、迅速地认定部分缺陷产品,对及时保障消费者权益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因此,建议将“不合标准”作为第一个认定缺陷产品的依据,对“不合标准”的产品一律认定为“缺陷产品”,生产者应承担产品责任。反过来,即使产品符合了已有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不能仓促认定产品即无“缺陷”,如果受害人有证据以其他方式证明产品确实“存在不合理的危险”,则仍认定为“有缺陷”,那么生产者还应承担责任。[9]只有采用这样的办法才能全面地认定缺陷产品,更切实地保护消费者利益。
(三) 对生产者和销售者统一采取严格责任。我国产品责任事故发生原因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不同,即假冒产品泛滥,已成为社会公害。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当然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销售者知假贩假。很明显,这也成了企业生产缺陷产品、劣质产品仍然能够获取利益的重要原因。从这一点来看,对于销售者也同样采用严格责任原则就有其合理性,理由如下:第一,从信息拥有角度上看 ,与消费者相比 ,销售者无论对产品性能还是从进货渠道的判断上,都有明显的信息优势 ,销售者和消费者双方呈现信息不对称状态;第二,从举证角度上看,受害者很难证明是销售者的过错而使产品存在缺陷,销售者完全可以通过把责任推给生产者而免责;第三,从利益平衡角度上看,如果销售者销售的是伪劣产品,则让其承担责任并无不当,这反过来可让销售者加强注意义务;[10]第四,从威慑角度上看,在一定程度上迫使销售者不敢为生产缺陷产品的企业销售产品,从而使不履行企业基本社会责任的企业无利可图,以此促使企业关注自身社会责任,最终避免产品责任事故的发生。
(四) 扩大损害赔偿的范围,确立惩罚性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建议修改《产品质量法》第44 条的规定关于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规定,除了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还应包括对一般人身伤害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参照大多数国家的作法,对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在内的人身伤亡赔偿,可以设立赔偿限额,给损害赔偿设立一个上下限。产品责任造成的损失赔偿包含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赔偿的基础上,取消对财产间接损失赔偿范围的限制,也即取消对财产间接损失要求有重大损失才予以赔偿的限制。[11]另外,借鉴英美法系的做法,在法律中应明确规定惩罚性赔偿。当被告对原告的加害行为具有严重的暴力、压制、恶意或者欺诈性质,或者属于任意的、轻率的、恶劣的行为时,法院可以判决给原告超过实际财产损失的赔偿金[12]。如此加大企业的违法成本,可以促进企业进一步规范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此外,借鉴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救济方式,在产品质量法中引入缺陷产品召回制度与售后警告发布制度,促使企业对产品承担终端责任,维护消费者对产品的知情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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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Bryan A. Garner, Black's Law Dictionary 5th ed[Z] .West Publishing Co, 1979:513
作者简介:
蒋冬梅,1972年1月生,女,辽宁朝阳人,广东教育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专业2007级博士生、广东源通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法总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黎友焕,1971年7月生,男,广东汕尾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广东省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会会长、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社会责任、世界经济、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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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发表在《产业与科技论坛》2008年第4期











